一、案件简要基本情况

某制造公司于2020年9月登记设立，注册资本2000万元，股东樊某认缴出资1900万元、股东袁某认缴出资100万元，认缴出资期限均为2070年12月。2023年，某制造公司因未向某科技公司足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被诉至常熟市人民法院，后经该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某制造公司于2023年11月前向某科技公司足额开具267万余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若未按期足额开具，需向该科技公司赔偿税款损失。后该制造公司未按期履行义务，科技公司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经财产调查，制造公司并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于2024年3月终结执行程序。2024年6月，科技公司向常熟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股东樊某、袁某在各自出资范围内对制造公司民事调解书项下应承担的税款损失赔偿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024年7月，制造公司办理登记减资至50万元，股东樊某认缴出资47.5万元、股东袁某认缴出资2.5万元，认缴出资期限均为2028年8月31日，但未通知债权人某科技公司。后科技公司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股东樊某、袁某在减资范围内对制造公司民事调解书项下应承担的税款损失赔偿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常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所争议的减资事实发生在2024年7月1日之后，应适用新《公司法》关于减资的相关规定。依据新《公司法》第二百二十六条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判决被告在各自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二、案件模型（“常熟违法减资案”要件—结果映射表）

三、司法意义

1.首次激活新《公司法》第226条：填补了“违法减资后果”长期空白，为同类案件提供可复制的裁判范式。

2.确立“直索债权人”裁判方向：明确股东应直接向受损债权人赔偿，而非仅向公司退还资金，强化债权人保护。

3.程序瑕疵与实体责任挂钩：将“未通知债权人”这一程序违法直接认定为对资本维持原则的破坏，降低债权人举证难度。

4.期限利益滥用的否定：对“认缴未届期+恶意减资”行为亮红灯，宣示期限利益不得对抗外部债权人合理信赖。

四、对后续审判的影响

1.裁判规则“外溢”

（1）其他法院已援引本案逻辑，对抽逃出资、瑕疵减资、加速到期等案件作一体考量。

（2）形成“程序违法→资本虚化→补充赔偿”三步认定公式，降低地区裁判差异。

2.诉讼策略重塑

（1）债权人需实时关注债务人注册资本变动，发现减资即同步申请行为保全或变更诉讼请求。

（2）被告股东若主张“入库规则”抗辩，将面临本案先例式压制。

3.公司治理倒逼

（1）实质减资必须同步履行通知、公告、担保/清偿等义务，否则股东责任“回到减资前”。

（2）董事、高管未尽核查义务亦可能被纳入新《公司法》第191条“职务损害责任”射程。

4.立法—司法解释跟进预期

（1）最高法院已把“违法减资责任形态”列入公司法司法解释（五）（征求意见稿）重点条款第二十九条，本案为其提供了实证样本。

（2）未来可能细化“入库vs直索”的区分标准，但“恶意逃债+无清偿能力”基本确定走直索路径。

五、结论

简言之，常熟首例适用新公司法违法减资规则案件以“首例”身份为新《公司法》第226条注入血肉，确立了“违法减资≈抽逃出资”的裁判理念，对后续案件具有示范、威慑与政策传导三重效应，将长期影响公司资本纠纷的裁判尺度与市场实践。